学术观点 武光军王瑞阳:基于眼动技术的英译汉过程中隐喻翻译的

机电学院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9-09-19

  原标题:学术观点 武光军,王瑞阳:基于眼动技术的英译汉过程中隐喻翻译的认知努力研究 —以经济文本中的婚姻隐喻翻译为例

  摘 要:本研究基于眼动技术,并结合敲键记录,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专业研究生作为受试,通过测量译者在隐喻与非隐喻、不同隐喻范畴以及隐喻翻译策略等方面的行为数据,探讨译者在翻译经济文本中婚姻隐喻时付出的认知努力。实验结果发现:(1)在英译汉过程中,受试在翻译婚姻隐喻时所需要的认知努力比翻译非隐喻时更大,这一点印证了以往对隐喻翻译的研究;(2)在婚姻隐喻的不同范畴(包括婚姻主题范畴、婚前求爱范畴与婚姻典礼范畴)中,译者在婚前求爱范畴中投入的认知努力最多,这表明当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程度大时,隐喻翻译的认知难度就会增大;(3)受试在运用隐喻翻译策略时,对源语意象替换(M1-M2)策略所花费认知努力最多,释义(M-P)策略花费认知努力最少。保留源语意象(M-M)比释义(M-P)策略要花费更多的认知努力,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不同。

  引用文献:武光军,王瑞阳.基于眼动技术的英译汉过程中隐喻翻译的认知努力研究——以经济文本中的婚姻隐喻翻译为例[J].中国外语,2019(4):95-103.

  作者简介:武光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王瑞阳,北京城市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译学出现从译作到译者、从成品到过程的转向,翻译界开始引入认知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译者的翻译过程(卢卫中、王福祥,2013)。而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由问题驱动型转至方法驱动型(冯佳、王克非,2016)。眼动追踪法的出现无疑为译者认知努力的测定提供了更加客观的数据支撑。

  20世纪70年代, Dagut(1976)中提出了隐喻的可译性问题,自此翻译学界将隐喻纳入翻译问题研究范畴。纽马克(Newmark, 1988:113)提出,隐喻是所有翻译问题中的典型事例。图里(Toury, 1995:81)认为,隐喻是一种能够检验所有翻译理论的终极方法。同时,隐喻在语言中还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根据Lakoff & Johnson(1980)的观点,英语里大约有70%的表达式是隐喻性的。Lakoff &Johnson(1980:12)认为,文化为现实世界的意义化提供了大量可用的隐喻表达。换句话说,文化孕育了隐喻,隐喻具有文化属性。因此,如果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同,隐喻的形象就可能不同。在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中,隐喻是否是可译的?隐喻的翻译策略有哪些?隐喻翻译需要花费的认知努力是否大于非隐喻的翻译?这些问题就成了隐喻翻译研究感兴趣的问题。在现有的隐喻翻译研究中,多关注第一个问题(Dagut, 1976;Van den Broeck, 1981)和第二个问题(Newmark,1980; Newmark,1988;Saygin, 2001;谭卫国, 2007;张艺戈, 2016),而对第三个问题的关注则不多(Sjørup, 2013),特别是目前尚无基于眼动技术的英汉隐喻翻译的认知研究。

  本文参考Sjørup(2013)对在英语译丹麦语中隐喻与非隐喻认知努力差异的研究,并结合英译汉隐喻翻译的特点,利用Translog II敲键记录程序与Eyelink 1000眼动记录仪比较译者在翻译经济文本中婚姻隐喻与非隐喻之间认知努力的差异,并考察译者使用不同隐喻翻译策略时认知努力的分配特点。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具体问题:(1)在英译汉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婚姻隐喻时所付出的认知努力是否比处理非隐喻更多?(2)在翻译婚姻隐喻过程中,译者在婚姻隐喻中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在不同范畴内投入的认知努力有何差异?

  眼动跟踪技术即通过追踪眼球运动记录读者通过电脑屏幕阅读文本或观看图像/视频时的所有视觉行为,从而了解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过程(王娟,2016)。Just & Carpenter(1980) 提出了“眼睛-心智假设( Eye-mind Assumption)”,即在“被注视”和“被加工”之间没有明显的滞后,被注视的时间长短可表明潜在认知加工的复杂度。Rayner & Sereno(1994)、Jakobsen & Jensen(2008) 等发现,注视的时间越长,所需付出的认知努力越多,这常被作为眼动实验的一条基本原理。Ball et al.(2006: 15)也指出,当眼睛注视某一句子时,表明大脑正在对该句进行认知处理。既然阅读过程如此,与之相似,如果译者在翻译某词和某语言片段时,注视时间越长,说明其处理难度越大,付出的认知努力就越多。1984年,Inhoff et al. (1984)等首次运用眼动技术研究了隐喻理解中的认知努力,发现与非隐喻相比,受试在理解隐喻时认知努力没有增加。2006年,眼动追踪技术开始正式引入翻译过程研究,而最具规模的眼动翻译过程研究当属欧洲的EYE-to-IT project。

  就隐喻翻译策略而言,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作出了贡献。纽马克(1980)首先对隐喻翻译提出了7种策略:(1)保留意象;(2)用译入语中的标准意象替换源语意象;(3)保留意象,译为明喻;(4)译为明喻,加注释;(5)将隐喻意译;(6)隐喻调整;(7)删除。Dobrzynska(1981)提出译者在翻译隐喻的过程中有三种选择:(1)使用与原隐喻精确对等的隐喻(M-M);(2)在保证相同意义的前提下使用另一个隐喻替换(M1-M2);(3)释义(M-P)。van den Broeck(1981)也支持这样的分类。Schäffner(2004)总结为三个主要策略: 直译法、意译法和注释法。总体而言,Dobrzynska(1995)的分类方法较为简洁,也基本能概括所有的翻译策略,所以本研究采用这种分类方式界定隐喻翻译策略。

  对于隐喻翻译的认知努力研究,目前学界关注较少。Sjørup(2008)通过调查注视时间,证实了译者在翻译隐喻时投入的认知努力更多。Sjørup(2013)为了进一步研究翻译策略选择与认知努力的关系,要求受试翻译两篇不同隐喻域的文本,结果发现,使用直译法相对轻松,而改写则因为包括两个转换,即从一个域到另一个域的转换,从隐喻表达到字面表达的转换,所以要求译者付出最多的认知努力。但是,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欧语对,汉英之间的差异是否会导致译者认知努力的变化,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材料选自国际媒体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官方网站的一则报道,名为:“Mergers fail more often than marriages”。本实验材料共有149个英文单词,含11个婚姻方面的隐喻。在选取非隐喻方面,本实验先选定隐喻表达,再将这些隐喻表达、虚词和每一句话的第一个词与最后一个词排除,然后对剩下的词或表达进行编号,接着利用随机数生成器随机选取11个非隐喻表达作为对照组。在经济文本中,婚姻隐喻的使用让我们在理解商业关系时变得更加容易。Levitt(1983)首先强调了婚姻隐喻在描述商业关系上的重要性,他将销售这种经济活动定义为一次圆满的求婚和一场萌发的婚姻,而使用婚姻隐喻能够最为贴切地形容这种销售关系。Dwyer et al.(1987)认为人们越来越接受婚姻隐喻在描述市场变化上的使用,它为商业关系的描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解平台。具体来说,婚姻隐喻在表达合作、协作等关系上是一个必要且关键的因素。因此,研究婚姻隐喻在经济文本中的翻译是较有意义的。

  为确保所有受试能够理解实验材料,在眼动实验开始前,本研究采用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公式对实验文本进行了可读性测试。经过测试,该文本的Flesch Reading Ease Score得分为64分,复杂词有21个,占比14.09%,难度等级(Grades)为10,略低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难度等级约为11-12),难易程度符合实验要求。

  文本题材方面,Steen (2010)的研究表明,学术语篇、新闻报道或评论、小说及对话等四种题材中隐喻密度由高到低为18%、16%、11.8%和7.8%。受试人员大多数都来自高校,他们一方面对本领域学术语篇的熟悉度较高,另一方面对其他领域的文章可能存在术语过多、难度过大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不选择学术语篇作为实验材料,而是选取除学术语篇之外隐喻密度最高的新闻报道作为实验材料文本题材。

  最后,本研究不选取人造文本,而是选取真实文本作为实验材料。虽然这会让文本的字词位置、句长等因素变得难以控制,但选取真实文本既有利于保证实验的生态效度,也有利于真实还原译者的翻译过程,提高实验数据的可靠性。

  分析口头报告和翻译行为耗时耗力,因此更适用于小型研究,比如仅涉及几名受试,采用较短测试文本的研究(孙三军、文军,2015)。在基于眼动追踪技术的翻译过程研究中,国外的受试平均数量为12人(O’ Brein, 2009)。本实验选取16名译者作为受试,其中,预实验受试为4名,正式实验受试为12名,男性3名,女性9名,数据均有效。译者均为在读英语专业研究生,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平均年龄为24.4岁,英语平均学习时间为14.6年,右利手,均通过专业八级考试,并具有至少1年的翻译实践经验,有独立的翻译、盲打能力。受试参加实验均为自愿,在实验前均得到良好休息、签过实验知情同意书并获得相应报酬。

  第一个问题旨在比较译者在翻译婚姻隐喻与非隐喻时投入的认知努力之间的差异。关于认知努力的测定,本研究选取首次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总注视次数等眼动数据与生成时间这一敲键数据作为指标(Sjørup, 2013:104)。图1显示的是译者在翻译受试材料中隐喻与非隐喻认知努力均值差异比较。其中,右侧矩形柱代表隐喻的认知努力均值,而左侧代表非隐喻的认知努力均值。从图1可以看出,译者在婚姻隐喻的首次注视时间(2639.42毫秒)要比非隐喻(1833.75毫秒)更长。同样,在总注视时间上,隐喻的数据(6044.25毫秒)也要高于非隐喻(4281毫秒)。在敲键记录数据方面,隐喻翻译的总敲键生成时间均值接近8000毫秒,高于非隐喻翻译均值数据(5456.62毫秒)。

  图2表示隐喻与非隐喻之间总注视次数的差异,非隐喻的总注视次数均值(78.58次)少于隐喻的总注视次数均值(170.92次)。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隐喻表达在首次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总注视次数和生成时间方面都明显高于非隐喻表达。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符(Sjørup,2013;张艺戈,2016),从而证明了跨语系语对(英语-汉语)并不影响隐喻与非隐喻认知努力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比较隐喻与非隐喻之间的认知努力差异,本实验使用SPSS软件对两者认知努力数据进行Mann-Whitney非参数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隐喻与非隐喻之间不仅在首次注视时间(P=0.017)、总注视时间(P=0.014)、总注视次数(P=0.006)等眼动数据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且在敲键生成时间(P=0.02)方面也具有显著差异。所以,与非隐喻相比,译者在隐喻上投入的认知努力更多。这一结果说明译者在处理隐喻时所遇到的难度更大。

  在隐喻翻译研究中,以往的学者只从整体上对某一类隐喻进行研究,并没有对该类隐喻进行细化分析。所以,为了找出隐喻难度产生的具体位置,细化研究同一主题的隐喻表达,根据Rotting (2013) 提出的婚姻隐喻分类模型,本研究将实验材料中婚姻隐喻的表达按照语义分为三个范畴:婚前求爱范畴、婚姻典礼范畴与婚姻主题范畴,从而探究译者在不同范畴的婚姻隐喻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努力上的差异。

  图3显示的是三个隐喻范畴的认知努力的均值对比图。在敲键数据方面,婚前求爱范畴的生成时间(10988.00 毫秒)均高于其他两个范畴(分别为7876.58 毫秒、5456.92 毫秒)。在总注视时间上,婚姻典礼范畴的均值为5555.48毫秒,婚前求爱范畴的均值为7701.70毫秒,这一数据是婚姻主题范畴(3732.96毫秒)的两倍多。译者在婚前求爱范畴投入的首次时间也是最长的(3280.35毫秒),其次为婚姻典礼范畴(2531.98毫秒),最后为婚姻主题范畴(1835.71毫秒)。

  图4显示的是三种范畴的婚姻隐喻总注视次数的差异。其中,译者在婚前求爱范畴中的平均总注视次数为201次,是婚姻主题范畴(84.71次)的近两倍,婚姻典礼范畴的总注视次数平均为166.85次。所以,结果表明受试在婚前求爱范畴所付出的认知努力最多。换言之,婚前求爱范畴的认知努力是最高的,主要原因是: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程度在该范畴中最大,可能造成了这一范畴认知努力在翻译过程中的增加。例如,对于“hook up”,很少译者会联想到婚姻,进而翻译为“联手经营”。为了检验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程度,本研究设计了七级量表来测试文中隐喻的熟悉度,其中1分为最不熟悉,7分为最熟悉,由7位译者进行评测,评测组中的人员与受试人员不同,但英语水平与受试相当。评测结果显示,婚姻主题范畴得分最高,为6分左右,而婚前求爱范畴最低,为4分左右。熟悉度检验结果表明,婚前求爱范畴的隐喻熟悉度最低。相对而言,婚姻主题范畴和婚姻典礼范畴的语言表达在中英文中差异没那么大,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投入的认知努力低。这表明,当隐喻的熟悉度低,即当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程度大时,隐喻翻译的认知难度就会增大。

  本研究所选取的翻译策略分为三类,即M-M、M-P与M1-M2。M-M (metaphor-metaphor)指译者在翻译源语隐喻表达时,在目标语中找到了匹配的表达,采取直译的策略,保留了源语隐喻的意象。M-P (metaphor-paraphrase) 指译者在翻译源语隐喻表达时,在目标语中没有找到与之匹配的表达,放弃了源语的意象,采取释义的策略。M1-M2(metaphor 1-metaphor 2)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源语隐喻表达时,虽然没有保留源语的意象,但在目标语中找到了另一个与之对等的匹配意象,从而采取替换意象的策略进行翻译。下表选用实验文本中的隐喻表达为例,具体说明这三种策略的使用情况。

  在本研究中,源语(英语)隐喻在目的语言(汉语)中并没有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加趋向于选择释义的翻译策略。译者在本研究材料的翻译策略频率如图5所示。我们可以从图5看出,M-P翻译策略占到总数的70%,而M-M策略占24%,M1-M2翻译策略仅占6%。

  如图6所示,译者在M1-M2策略所花费的认知努力最多,在三种数据类型上都明显高于其他两种策略。在生成时间上,M1-M2策略的数据均值为15000毫秒左右,大概是M-P策略数据的两倍,而M-M策略为11325.26毫秒。结果说明,译者在M-M翻译策略上花费的生成时间比M-P翻译策略要更多,这一点与Sjørup(2013)和张艺戈(2016)的研究发现不一致。M1-M2策略的总注视时间为10308毫秒,其次是M-M策略,为8080.81毫秒,9426黄大仙挂牌。排在最后的是M-P策略,为5061.49毫秒。在首次注视时间上, M-M策略的为2690.94毫秒,M-P策略的为2450.41毫秒,相差240毫秒左右。这一结果说明,译者选取M-P策略进行翻译时投入的认知努力低于选取M-M策略是投入的认知努力,因为采用对等的翻译为目的语中的隐喻时,译者可能会担心其是否在目的语文化中适合,所以投入的认知努力多;而采用释义的翻译策略时,译者可能不太会担心其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问题,认为较为安全,所以投入的认知努力少。

  图7显示的是三种翻译策略在总注视次数上的差异,三者的数据总体呈上升趋势,M-M策略的总注视次数(253.19次)是M-P策略数据(115.76次)的两倍多,而M1-M2策略的总注视次数最多,达到了将近500次左右。

  针对隐喻翻译策略的问题,Saygin(2001)以实验研究了英语与土耳其语之间的翻译,发现当受试将L2译至L1时,绝大多数的隐喻表达均被逐字译出。Schäffner(2004)认为, 如果一个隐喻在两种文化中引发了不同的联系,那么我们应该避免使用直译法,除非需要强调源语的文化特性。Maalej(2008)提出一种假说:如果在两种文化中存在相同的语言表达和概念映射,那么隐喻表达容易被保留。反之,在目标文本中找到一个对等表达将是十分困难的。Sjørup(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英语译丹麦语中,M-M翻译策略的生产时间最少,而M1-M2翻译策略则需要更长的生产时间,她提出“策略二重性假说(duality hypothesis)”,并认为M1-M2这一策略不仅需要寻找目的语中的对等表达,而且也需要产生出一个新的隐喻意象。

  本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译者在翻译婚姻隐喻时,对隐喻投入的认知努力大于对非隐喻投入的认知努力。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相符(Sjørup,2013),所以可以说明隐喻与非隐喻认知努力之间的差异在英汉语对中得到了证实。(2)通过对婚姻隐喻表达进行细化研究发现,译者对于不同范畴的隐喻表达所付出的认知努力具有差异。这表明,当隐喻的熟悉度低,即当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程度大时,隐喻翻译的认知难度就会增大。(3)受试采取的三种隐喻翻译策略在认知努力上有显著性差异。受试在进行婚姻隐喻翻译时,在M1-M2策略上所花费的认知努力最多,而M-P策略最少,M-M策略比M-P策略要花费更多的认知努力。这一发现与Sjørup(2013)和张艺戈(2016)的研究发现不一致。

  本研究从认知角度出发,以实证的方法探究了经济文本英译汉过程中译者在婚姻隐喻翻译中的认知努力,发现译者在隐喻中所花费的认知努力高于非隐喻,并对该主题的隐喻进行细化研究,同时对译者在不同的隐喻翻译策略中所花费的认知努力进行了进一步探索。这一研究为探索译者在隐喻翻译中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数据支撑。但是,本研究的受试人数较少,后续研究可以选取更大的样本容量,并设置不同的水平,如:专家译者、学生译者等。此外,后续研究还可在汉英翻译中开展类似的隐喻翻译过程研究。

  [25]冯佳、王克非.探悉翻译过程的新视窗: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J].中国翻译,2016(1):12-18.

  [26] 卢卫中、王福祥.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04): 606-616.

  [30] 张艺戈. 隐喻翻译策略的认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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